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个,文化程度最低,一天学没上过,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为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谳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l912年至公元l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武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辫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